种好心田（7）

不为物役

魏书生：我干了11年半省重点中学的书记兼校长，干到离开那一天，一没有办公室，二没有办公桌，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要那个没用。我这种低成本运行的习惯已养成了。那时候，我们办公楼内副校长、主任每人一个办公室，都是阳面的房间。即使这样的屋子，若派不上用场，我让它空着也不要，我个人觉得什么东西没用，我就不用。我干了13年的局长都不用手机，我觉得手机没用！对别人有用，对我却没用，这样就形成了自己这种工作的方式。那我在哪儿办公？我长年累月就在教室里办公，前面摆满了学生的课桌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排，最后一张，也就是学生的课桌，往那儿一放，就成了魏书生的办公桌。

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但是我不能要求老师们、主任们、副校长们、校长们：你们都要办公室干吗？一人搬一张桌子都到教室里办公去得了。不对，对人家来说，要办公室很好；对我来说，不要办公室很好。

陶继新：孔子有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您是己之所欲，也不随便施之于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超人”，超凡脱俗。可是，您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您感觉本然如此。这才是高人一筹之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您更喜欢与学生在一起。您与他们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您是快乐的、幸福的。而有了这种感觉，工作起来，写作起来，就不会感到不舒服，反之，会更加高兴。

记得我在曲阜师范学校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一到寒暑假，我就要大病一场。为什么呢？学生一走，整个校园安静下来，本来是可以好好地读书了。可是，我的心里却空落落的，有一种失魂落魄的感觉。原来，我教的学生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离开他们我就有一种心灵的煎熬。而感冒，除了因为太过疲劳之外，很多都是由情绪不佳引起的。因为这个时候人自身的免疫系统往往会出现问题。您与您的学生已经融为一体了，所以，教室既是您的工作之所，也是您的心灵栖息地。

有的人在单位有了一个比一般群众高一点儿的职位，就开始脱离群众，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大凡这个时候，在办公室等配备上，他都会有“高人一等”的待遇。而且，他的心里往往也会有“高人一等”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使得原本还有人味儿的人，变得没有人味儿了。有的人居于高位且又重权在握时，便不屑于与一般群众平起平坐，甚至使原来的朋友都敬而远之。可是，这样的人退休之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被为他所“遗弃”的人们所抛弃。您却不是这样的，您就在教师之中，就在学生之中。虽然您现在退休了，可是，他们会更加怀念您。因为您为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留下了永远受用的思想与精神，以及那些富有人文情怀的温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这些美好的东西，又镌刻到了自己的心里，并向他们的同事、学生继续传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您传播于世的内在的精神所作出的贡献要远远超过外显的层面所作出的。

魏书生：我从没想象过那有什么大的作用，我就是觉得这样舒服。就像我不喝酒，只喝白开水，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比酒好喝多了。我不喝酒，但是我愿意看别人喝酒；我不要办公室，但是我愿意看别人要办公室。

陶继新：对此，我也很有同感，因为我也不喝酒。在山东教育社任总编辑期间，我基本上不参加社领导班子的招待活动。开始的时候，大家很不习惯，慢慢地也就感到非常自然了。为什么不参与招待？不是说不应该招待，外面来人时招待一下很正常。只是因为自己不喝酒，别人都在喝酒，有点不入流的感觉。而且，酒桌上有酒桌上的话语，有人称之为“文化”。而我没有这方面的话语，也没有这方面的“文化”。再说，每天用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参加酒场，的确太浪费时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不想将生命浪费在招待上面。在这些时间里，我可以休息，可以读书，可以写作，等等，生活得非常充实，感觉对得起自己的生命。

魏书生：当了局长后我还想不要办公室。有人说，魏老师，局长跟校长不一样，你这党委书记兼局长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办公室。于是，我就挑了一个18平米的。现在盘锦市百分之百的县、区，甚至农村的一些校长办公室都比我这个市局局长办公室大。我说，同志们，有朝一日盘锦市百分之百的农村小学校长办公室，都超过我这个市局局长办公室，那才是盘锦教育最佳的局面。我当校长时就觉得要办公室麻烦。我们学校客人太多，因为我当典型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都弄不清是些什么客人。你说你一进办公楼，一坐进办公室，深圳的来了，谈不谈？谈吧。没谈完，新疆的来了，谈吧。还没谈完呢，黑龙江的来了。谈了半天你还干事儿不干事儿？干脆办公楼里没我的位置，客人一来副校长接待，我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因此，我不要办公室。但是，我想要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我愿意看别人要办公室，别人也应该愿意看我不要办公室。我愿看别人喝酒，别人也应该愿看我喝白开水，别用酒来劝我。人世间如果都各得其乐，这个地球就舒服了。各得其乐，不是说非得喝酒，喝饮料，我是想说明，喝这个也挺好，喝你那个也挺好，你挺快乐，我也挺快乐，你很健康，我也很健康。你要办公室，干得挺好，学校管得挺好。我不要办公室，我们学校照样年年先进，各样都突出，我书也没少写，班也管得挺好，课也教得不错。你很好，我也很好。这个世界应该是高树挺好，小草也挺好，各得其乐，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这样大家就都不会去盲目地攀比。

我喜欢在班上写作，用公家的时间写，人家喜欢晚上写，人家也挺好，这样地球就舒服了。我不愿打手机，但是我愿意看别人打手机，人家打挺好，我不用也很舒服。

陶继新：当了盘锦市教育局长，办公室反而最小，只有18 平米，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可是，经您这样一讲，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要妙。其实，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以及做事的方式。我在山东教育社当领导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在南面一个小楼的二层办公，那是我们社四个领导的办公之地。后来，又从教育厅调来一个副社长。班子成员一商量，认为他初来乍到，让他到一般编辑办公的地方去不太合适。我说，我去吧。于是，我搬到了一般职工办公的办公大楼的三楼，而且是北面的一个办公室，冬天暖气不好，经常挨冻。有的人说，陶总，您真高尚。其实，我一点儿也不高尚，甚至有点儿自私。因为在那个小楼上，天天都有一拨又一拨来找领导办事的人，即使找别人，因为客气，也总是到我的办公室坐一坐，让我天天处于接待之中。而到了这里，只有找我的人，我才接待。况且，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班子其他成员也不好意思叫我再跑到那个小楼上去。于是，我有了不少属于自己的时间读书，写作，等等。当时我给自己作了一个规定——每周至少要读一天时间的书。如果哪一周工作紧张，没有完成任务，我就会找时间把门反锁上，拔掉办公电话线，关上手机，不管任何人敲门，我都一律不开。也许正是这些“自私”的行为，才使我读书比一般领导多一些，才有了今天的积淀。

正是因为少了很多应酬，我才可以抽出比较多的时间外出采访，参加学术会议，读书与写作。所以，虽然我当着总编辑，每月至少还要发表一万字以上的作品。而且，采访时我绝不会带上一两个或者三四个年轻编辑，采访之后，由他们执笔，署名的时候，自己署在前面。我是自己采访，自己写作，自己署名。因为我觉得，只有通过亲自采访与亲自写作，才能拥有更多的教育中的话语权。况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人格问题。自己不写，凭什么你要署名？凭什么还要把你的名字署在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还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尊严。

（原载于《种好心田——魏书生与陶继新的幸福教育》，魏书生、陶继新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