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动人，非关理也

——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孙绍振教授访谈侧记

陶继新

著名文学理论家孙绍振教授的文本解读文章，近十多年来，获得了广大语文教师的热烈欢迎，他的著作仅《名作细读》重印了十九次。在《名作欣赏》上有中学教师为文称赞他改变了中学语文解读的面貌。他精致的解读在台湾香港产生了大批粉丝。香港教育局多次请他讲座，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三十万余字的专著《孙绍振解读学简释》。他与台湾中国文化协会孙剑秋教授联合主编的高中语文课本已经在台湾投入使用。针对西方权威之文学虚无论，“理论与解读不相容”论，他在《文学文本解读学》中，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文本解读系统理论。莫言多次在讲话和文章中，感谢他上个世纪80年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授课时给他的深刻影响。韩国出版了《孙绍振文集》八卷。由于他的理论和实践，他当选为教育部黄大年教学队伍的带头人。他的学术报告，酣畅淋漓幽默中闪耀着理性的光华，给人以高级的精神享受。

篇幅所限，不足以对其成就进行全面研究，仅就其文学 “以情动人”命题的阐释，略述一二以期与读者共享其博大风貌之一斑。

情决定着对象的客观形象

孙教授认为，停留在康德的情趣判断（审美价值论）和传统的以情动人是不够的，他提出情的特点乃是动，变动不居，故诗大序有“情动于衷”，刘勰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渗入了个体特殊的变动之情，写景、人与事便有了不同的形象。同是梅花，在毛主席看来，即使是在“悬崖百丈冰”的严酷时刻，依然“俏”然独立，还“在丛中笑”。可是，梅花在陆游笔下，却弥漫着“寂寞”之“愁”。如王国维所言：“一切景语皆情语。”同样是枫叶，在杜牧《山行》中是“霜叶红于二月花”，而在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中则是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在莺莺看来，满山的红叶却因张生即将远离而感伤之泪而染得血红了，而在鲁迅的诗中则是“枫叶如丹照嫩寒”。

孙教授认为，这种因为情将对象“变异”了的文学形象，并非限于古典诗歌在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就有这样的诗句：“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如果只从字面上看，这不是歪曲现实吗？可这是不朽的诗啊！在这里，不但有了情，而且构成了独特的审美意象。变异了景与彼时特殊心境的诗人的情融合在一起，才有了如此之美的诗篇。

正是因为作者及其赋予作品中的人物之情，让他们再观景看人的时候，有了不同的感受与意象，也就有了“月是故乡明”和“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共识。这尽管不科学；可由于带了感情，对象就如清代诗评家吴乔所说，如米酿为酒：“形质俱变”变了，有了很美的诗意。

孙教授认为，许多学者都认同“以情动人”，但是，对于情本身的特性，却并未深入发挥。孙绍振提出情感的特点，并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所以，对于苏东坡称赞王维诗画所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广为引传；他认为还是有片面性的，因为忽略了画是视觉的、瞬时的，静止的，而诗中的情感则是流动的，要想克服这种片面化，应该将其发展一下。诗中是可以有画的，只是这个画不是静态与霎那间的，而是变动的。李白的《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皆是一幅很有气势的“动画”：作者的感情在动，画也在动，这就是好诗。李白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也是一个移动的画面。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句中也有画，好处就在于是动画，当然，它不是现在小孩子们看的动画片，而是作者感情在流动的具有审美意蕴的画。

情一动，则有了诗，有了文，也就有了审美意象。

“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孙绍振没有停留在孤立地讲以情动人上，他还将情的特征在与理的矛盾中展开。现实中动了情忘了理的情形屡见不鲜，有情人因情感激动而不讲理的事例比比皆是。文学作品中更是如此，作者常常通过想象与夸张，让文中的人物动了情而忘了理。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种说法尽管有点绝对，但却有一定的道理。他引（清）诗话家吴乔提出“无理而妙”来说明。诗如是，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也不例外。优秀的作家，善于将情感推向高潮，人物忘了讲理，人物形象却由此放射出熠熠的光芒。读者受到感染，很少思考人物的言行是否合理，全然为情所动，随着人物感情的跃动或悲或喜，以至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正是情之动，推动小说、戏剧的情节不断发展，抵达高潮，扣动读者的心弦，不由自主地走进人物的情感世界。这就是文学的感染力之所在。

孙教授由此谈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说这两个人爱得要死要活；可是，他们只要一见面就要争执。为什么争执？因为互相间爱得太深，都要占据对方的感情，而且要全覆盖，百分之一都不能漏掉。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没有想一想这样争执对不对？可是，他们是在互相折磨中享受爱的幸福，读者也自觉不自觉地感受这种爱情之美。林黛玉是为爱而死的；贾宝玉虽未因爱而死，可没有了林黛玉，他觉得活得就没有了意义。薛宝钗那么美丽健康，也保证能给他生儿子，可他就是不爱，最后为此出家当了和尚。

读者在读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时，也很少考虑谁是谁非，冷静地分析他们为什么如此不讲理；而是随着他们感情的起伏或喜或悲，甚至痛哭不已。这就是以情动人的魅力所在。当林黛玉焚稿断痴情、魂归离恨天的时候，读者也会因为这一“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而悲痛不已。这就产生了撼动人心的悲剧美的高峰。

鲁迅对《三国演义》总体评价不高，即使人们普遍称道的孔明，他的评价竟是“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而对关公却给了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对“关云长义释曹操”激赏不已。孙教授认为，这一章，便是情大于理的一个极好的写照。关公大义凛然，武功极高。可是，在火烧赤壁大获全胜，扩大战果的最后关头，所有将领都领了军令而去，诸葛亮就是不派他前去把守华容道，明确告诉他完不成任务。关公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能完成任务。关公立下军令状，埋伏在华容道，自认完成这一任务易如反掌。曹操带着残兵败将，来到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华容道时，关公带着精兵强将已经等候多时。曹操听其谋士程昱之言，对关公求饶道：“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关公说：“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危，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曹操说：“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三国演义》说：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过五关斩六将之事，如何不动心，不动情?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不但放了曹操一条生命，而且连其“众军”也“皆放去”。

可是，有军令状在诸葛亮手里，放了曹操是要杀头的。公关在生死攸关的理性考量和义重如山情感价值之间，选择了义不顾杀。这不讲理了吧！可是，这却成就了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个名垂千古的艺术形象，连对《三国演义》人物刻划持保留态度的鲁迅，也不得不对之发出“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的赞语。

因情动而打出常规

孙教授在研究中发现，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形象，大都因为情感充沛而使其形象丰满起来的。有些时候，人物的行为未必是真与善的，但因动乎情，才有了动人心魂力量。

孙教授认为，朱自清的《背影》这篇散文中最能感动人的地方是父亲穿过铁道，爬上月台为“我”去买桔子的内容，不但“我”被感动得流泪了，读者也为其父爱之深而洒一鞠热泪。不过，也有人说，这个父亲“违反交通规则”，没有价值。是的，违反交通规则是不善的，在有的人看来也是没有价值的；可是，它有情感的价值。譬如遵守交通规则是善，有用，违反交通规则是不善，父亲忘掉了交通规则，违反了交通规则，其行为是不善的。但是因为要为儿子尽一份心，打出了常规，让他忘掉了自己的安全，所以才有情，才感动了他的儿子。所以说情不一定是有用的，不一定是善的，但是，它却有独立的审美的价值。

孙教授认为，《水浒传》中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章，堪称因情动而将林冲打出常规的典型之作。林冲本来是京城八十万枪棒禁军教头，武艺高强，性格内敛，与爱妻相濡以沫。不料其妻被高衙内调戏，林冲正想前往教训他的时候，听闻他是高太尉的儿子，手便软了下来。高衙内一心想着得到林冲的妻子，于是，就有了高太尉设下圈套，让林冲误入白虎堂，将其发配沧州等一系列的陷害林冲的情节。这个时候，林冲依然心存幻想，拒绝了鲁智深造反的建议，从人物心态上看，尚未能彻底将其心态打出常规，。而火烧草料场之后，他在山神庙里听到陆谦、管营、富安的对话把阴谋的主使者、原因、内容、执行经过，全盘暴露之后，霎时间明白了高太尉非将其致死而朋友陆谦又下此狠手的时，才“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将这三人一一杀死。杀死陆谦时，更有了一句打出常规的话：“杀人可恕，情理难容！”于是，林冲的性格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从梦想再回京城当禁军教头，到义无反顾地走上梁山当了“强盗”。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陆谦等三人可恨可恶之极，但从法理上说，林冲不能自主将其处死；可是，所有读者都不会作如是想，而是为林冲此举拍手称快；二是林冲性格的突变，这一事件彻底击毁了他的梦想，也让他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那个性格。连杀三人，把三人头全割下来拎成一团放在天王堂的神柜上。随后他在风雪中来到走到一间草屋，看到一个老庄稼与四五个小庄稼在火炭边煨着一个瓮儿，里面透出酒香时，林冲便向他们要酒喝。遭到对方回绝时，他不假思索地将他们打跑，尽饮其酒。如此不讲事理，休说没有了京城高级军官的斯文，连一般人的礼数也没有了。可读者尽管对此不能叫好，却鲜有对林冲多作指责者。因为情至此处，常规不再；往日那个安分守己、忍辱负重的林冲也不复存在了。林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孙绍振说，他才更是林冲了。

（原载于《中国教育报》，2018年8月2日，第3版；发表时有压缩，题目为：《名作细读中怎样勘破一个情字——访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