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陶继新
孔子认为，有道德修养的君子，一定要慎言重行。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第四》）在孔子看来，君子说话要迟钝，做事要勤勉。朱熹《论语集注》说得好：“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在《论语》中，孔子还说过类似的话：“敏于事而慎于言。”两句对读，可以知道孔子在“言行”上的主张是：君子，要尽力使自己做到言语谨慎（谨慎到甚至近于木讷迟钝的地步），但行动上要勤勉——要慎言重行，知行合一。
孔子还说：“君子耻其言过其行。”（《论语·宪问第十四》）君子以言过其实为耻，尤其反对说多做少，特别是只说不做。他赞赏古人“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第四》），认为古代的人之所以一般不轻易把话说出来，是因为他们以说到做不到为耻辱。《论语集注》说得好：“君子之于言也，不得已而后出之，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轻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则出诸其口必不易矣。”
多说少做，只说不做，当然不好。如果花言巧语，而又毫无诚意，则在人格上出了问题。所以，就有了孔子如此之言：“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第一》）意思是说，花言巧语、态度伪善者，是很少有仁德的。诚如朱熹所说：“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论语集注》）此之谓“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也。因此，对巧言令色的人，孔子是极其反对的。他甚至说“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第十七》），《论语集注》有言：“利口之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君苟悦而信之，则国家之覆也不难矣。”是啊，辩才锐利、强嘴利舌的人甚至可能颠覆国家，所以，特别招人厌恨。
孔子有个叫司马牛的弟子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第十二》）就是说，有仁德的人，说起话来迟钝缓慢。司马牛很不理解，便问道：“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难道说起话来迟钝缓慢就是仁吗？孔子说：“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孔子认为，做起来难，说起话来怎能不迟钝缓慢呢？况且，司马牛本身就是一个“多言而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人，就更需要“其言也讱”了。言易行难，所以他警告人们：“君子不以言举人。”《论语·卫灵公》
子贡是孔子的非常有才华的弟子，可是，由于他“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而且“利口巧辞”，所以，孔子“常黜其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一天子贡议论别人，孔子就批评他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论语·宪问第十四》）意思是说：“子贡啊！你就有那么好吗？我可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去议论别人。”孔子对子贡厚爱有加，可对于他不能“讷于言”的缺点，还是提出了批评。
孔子还曾对其弟子子贡说：“予欲无言”。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兴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第十七》）子贡认为，孔子如果不说话的话，他们这些学生就没有什么可以传述的了。可是，孔子却告诉他说，老天何尝说过话呢？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老天又说了什么话呢？
在孔子看来，世间万法，无言才是最高境界，天虽不言，而其所以行，所以生，因有天地运行之道在。观天道以无言而显，而自己在教人的时候，也应当寡言甚至不言。孔子此言，实是有感而发。孔子并非不想说话，而是认为空说无益，身体力行，做出示范才是最重要的。一般人总是习惯于说说而已，真正务实做事的人很少。所谓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作为老师，则一定要言传身教，而圣人立教的最高境界则是无言之教。
孔子的“讷于言而敏于行”，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百年树人,教育为先。德育工作始终被学校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体现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但是却出现了一种“5+2=0”的怪现象：老师5天的苦口婆心、谆谆教导的成果，在家长2天的放纵宠溺面前土崩瓦解。学生在校接受教育5天不如在家被影响2天。出现这种问题，究其原因，与学校教育的“言”过于“行”有关。学校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往往说教多，没有很好地在“行”上下功夫。道德行为准则，在理论上，学生接受了；但是，在实践方面，还没能内化成学生的自觉行为。这样，学生回到家庭或者出到社会，学校的道德教育成效就会被很多不良的行为消解。没有一个优质的“行”场，“言”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根基。在家里，父母不文明的言行，“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社会上、网络上，种种不文明的言论、行为，也在随时随地、点点滴滴蚕食着学生心灵的文明阵地。当下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虽然也关注了身教，强调要“知行合一”，但在行动的内化方面的机制和功力上尚有欠缺。学校教育如果强调孔子的“讷于言而敏于行”，多营造能够让学生“行”的生活场景，在实践中强化学生的良好行为，当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
重行慎言，对于为政者更为重要。政府为百姓谋福祉，往往会出台一系列解决民生问题的措施，有的为表诚意，还通过媒体明示在一年之内或数年之内要解决的百姓最为关心的“N件大事”。承诺、明示，本身是好事，既是给执行部门加压，也是在接受群众监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旦承诺得不到兑现，政府就会失去老百姓的信任，其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为官一任，应当造福一方，而造福不是说得妙，而是做得好啊！在这个意义上说，为政者就更应当“讷于言而敏于行”，言必信，行必果。
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因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批判，作为家中长子，虽然认为父亲也有错误，甚至也应当被批判，可是，面对那种侮辱性的语言，眼睁睁地看着他人对自己的父亲拳脚相向，我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就有了愤激的话语和抗争。结果，父亲受批判的程度非但没能减轻，反而愈演愈烈，而我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甚至还被冠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乃至到了1977年高考的时候，还被软禁与批判着。
那个时候我没有读过《论语》，当时孔子是被批判的反面人物，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讷于言”的要义，也就不懂得做人要“慎于言”。所以，承受这种批判以及其他痛苦，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实，即使到了后来，读了《论语》，尤其是初读《论语》的时候，也还没有完全明白“讷于言”的重要性。也曾因为一时心直口快，说出毫无心机之言，让“有心之人”听到，根据他自己的揣测，“夸大”与“变形”后，让本来对我没有任何成见，甚至是我的朋友的人，对我有了看法，我也甚至因此遭到了报复。
后来想想，这其实是自己“罪有应得”，怨不得任何人，只能怨自己没能“讷于言”。随着对《论语》学习的一步步深入，也随着自己的不断反省，这种让我因不慎言而悔之莫及的情况就越来越少了。尽管还会偶有失误，但一想起孔子的话，就会反省自己，就会知错而改。好好地向孔子学习，不只学习他的“讷于言”，还学习他的“敏于行”。
孔子，终生都在践行“敏于行”的勤勉之道。据说，孔子第一次做官是当中都宰，当时已经51岁了。他带着学生到了那里，下车伊始，不是夸夸其谈，而是在“行”上下功夫。他首先了解民情，发现这个地方的社会风气很不好。于是，他除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之外，还亲自组织他的学生们制定出一套改良风气革除恶习的制度，并安排他们诏告四乡：每一个村必须办学校，每一个村的青年子弟必须入学。治理一年之后，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于是，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鲁国的国王鲁定公，并说，孔子将中都治理得非常好，老百姓交口称赞，名声已经在外，如果再不提拔孔子的话，就被别的国家聘走了。于是，鲁定公旋即把他提为司空，后来又提升为大司寇。
孔子的一生，不只是文化不断升值的过程，他更是一个永远在“行”的人。无论是在鲁国为官或办学，还是在周游列国之际，他一直在实践中行走。即使他的哲学，也不是纯思辨类的，更多的是实践哲学。因为在他看来：“力行近乎仁。”（《中庸》）没有实实在在之“行”，所有的说词都毫无意义。
对于“行”的重要性，我是深有体会的，更是“行”的受益者。在山东教育社工作了25年，除了在社里工作与读书之外，绝大多数时间，我多是在各地听课、采访等，还主动地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仅在《当代小学生》担任主编期间，我就组织了十几个很有影响的大型活动。其中之一，就是很有意义的“全国十佳少年齐鲁行”活动。
举办这项活动的想法，萌发于我在《当代小学生》担任主编期间对第四届全国十佳少年报道之时的感动。这些小小年龄的孩子，以其高尚的品格，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也感召着我的心灵。特别是黄思路同学在小学期间将每年收入的1万元稿费全部捐献给失学儿童及慈善事业的举动，更让我敬佩不已。于是，我想，将他们的精神与思想，更快且直接地传播到更多的学生那里，甚至家长、教师那里，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受到这种美好精神的熏陶感染，当是我的一个神圣使命。于是，就有了1996年正月初五至十五期间的一个“全国十佳少年齐鲁行”的活动。
搞这么大的一个活动，需要必要的资金支撑。这些十佳少年及其家人住在天南地北，仅往返经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谁出这笔钱呢？这是我必须解决的问题。单位有钱吗？有。但是，单位出钱并不容易。同时，这样的活动还需要媒体的支持，媒体能出钱吗？也不容易。看来，要想举办这样的活动，就只能另想办法。另外，为使这次活动的社会效应取得最大化的效果，我认为如果能以山东教育社、齐鲁晚报和山东省教育电视台的名义联合举办的话，效果会更好。于是，我思考再三，有了主意。我撒了一个美丽的谎言——我对山东教育社领导说，这次活动将由齐鲁晚报出钱；对齐鲁晚报领导说，由山东教育社出钱。如此好事，分文不花，新闻单位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三个单位领导就“全国十佳少年齐鲁行”的动议“一拍即合”。正月初五，全国十佳少年齐鲁行的活动拉开了帷幕。黄思路与她妈妈，孙岩与他父母及其妹妹，孟娜和她妈妈，车亮和他表哥等人，以及山东教育社、齐鲁晚报和山东教育电视台记者参加了这次活动。活动很成功，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十佳少年的感人事迹和美好精神得到了弘扬。不过，十佳少年及家长的飞机票、火车票等费用，当然只能由我悄悄承担了。由于大家都认为这次活动是单位出资，是社会公益性的，也就释然而行了。
后来，有人夸赞我说，陶老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其实，看看黄思路等一些十来岁的小孩子，我所做的这一点事情又何足挂齿呢？
何况我还从中受益不少——我因做了这件善事，而有了一种特别的快乐。为善有益健康，也助人长寿。有人说，这跟长寿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做了善事之后，就会在心里形成一种优化情绪，从而构建起自身内在的和谐，这不正有益于健康吗？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善有善报吧。孔子不是也说过“仁者寿”吗？
后来从《当代小学生》主编这一中层干部升为山东教育社领导后，我依然没有停止行走的脚步，用以践行“行”的意义。我又在《现代教育导报》开设了一个“视点”栏目，一个月写一期，一期将近1万字。我采访的人物可能是全国乃至世界级名人，也可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老师，但我认为他们都是我心目中的“大家”。采访的时候，我从来不带助手，不让别人代笔，然后自己大笔一挥，署名了事，所有文章全都是自己到各地采访，然后一字一句，亲笔写成。
2008年退休之后，我“行”的范围更大，“行”的也更有收获。每年都有很多时间在全国各地采访，然后回到济南，在我的工作室里用电脑敲打成文字，并陆续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仅《中国教育报》，就发表了我采写的关于校长与学校、局长与区域教育以及教师等300多个整版的文章；《新教师》杂志还开设了《陶继新论道名师》专栏，我已经采访过邱学华、于永正、贾志敏、王崧舟、孙双金、薛法根、华应龙、管建刚、丁惠臻、陈千举、贲友林、徐斌、吉春亚、干国祥、何捷、吴正宪等名师，已经写完专稿并发表出来了。我想尽可能地把中国真正的名校长与名师一个一个地写出来。自然，在采写他们的时候，其丰富的阅历、高尚的人格与高超的教育教学技术等，也丰富了我的内心。其他诸如《基础教育课程》《教师博览》《教育时报》《教育名家》等几十家报刊上也发表了我的不少作品。
正是有了这三十多年如一日在近三十个省市自治区之“行”，才有了我的烙印着陶氏风格的50多本著作，也才有了我的幸福的生命状态。
有时也在想，设若在山东教育社担任领导期间，我天天忙于应酬，常常与人说些空话，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也将会酿出多么可悲的下场。君不见，有多少当时言过其实且声名显赫的人，退休之后拥有的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怆；有多少曾经不可一世、唯我独尊、口若悬河的人，一旦失势唯有“举杯消愁愁更愁”，甚至还得了严重的疾病。
也曾有人问我，你长年累月地“行”在全国各地，难道不苦不累吗？
我总会反问，你看我累吗？
对方摇摇头：“看着你精神着呢！”
是的，少说，不得不说的时候再说，不把生命的能量耗费在无意义的口舌上，而是一如既往地“行”下去，就会精神焕发，就会硕果累累，就会终生幸福。
既然孔子要我们“讷于言而敏于行”，那么，是不是应该说的话也不说了呢？并不是这样的！孔子还有一句话：“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应当和他说的，却不和他说，你就会失去信任，失去朋友；不应当说的却说了，就会使事情很糟糕。所以不要失言，给别人和自己带来不便；也不要失人，使朋友离开你。要谨慎地对待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智慧的人，既不失言，也不失人。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讷言”，其实并不是让大家不说话，而是对“言”的要求更高。是警醒大家要“慎言”，表达要到位、准确、有分寸，对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要根据他的特点来，能做到针对不同的对象发表不同的言论。“话不投机半句多”，交浅不言深；“酒逢知己千杯少”，可与言者则可抵足而眠，尽兴畅谈。话语出口，便覆水难收。一个人的语言往往反映了一个人的价值观，是他的思想的反映，是精神修养、文化层次和审美情趣最外在、最直观的表现，体现了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因此，要努力做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
语言交流是一门学问，也体现做人的智慧。我在这方面也犯过错误，既失过朋友，也失过言，所以，还需要不断修炼。
“行”亦如是，“敏于行”绝非不计后果的莽撞之行。孔子认为要“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第七》）意思是说：用我呢，我就去干；不用我时，我就隐藏起来。为此，他批评子路说：“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论语·述而第七》）意思是说，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会后悔，这样的人，我是不会和他在一起共事的。”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讲，子路性情粗放，喜欢逞勇斗力，他志气刚强，性格直爽，头戴雄鸡式的帽子，佩戴公猪皮装饰的宝剑，曾经欺凌孔子。孔子用礼乐慢慢地诱导他，后来，子路穿着儒服，带着拜师的礼物，通过孔子学生的引荐，请求作孔子的学生。欺凌孔子之“行”显然是缺乏修养的无礼之行，尽管他后来当了孔子的学生，在不少方面还是“行”得过了头，并受到孔子的批评。以至他还在世的时候，孔子就预见到子路“不得其死然”，认为子路很可能不会正常死亡，难以寿终正寝。
事实也确实如此，孔子听到卫国发生暴乱的消息后说：“唉呀，子路死了！”不久，果真传来了他的死讯。
从上面的内容中，我们看到子路的义气与勇敢；可是，此“行”实在太过鲁莽，不但丢了性命，而且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此“行”并非真正的仁义之行。
由此观之，“敏于行”绝对不是莽于行也，这其间有一个“度”的问题。一定适中，“不偏不倚”，孔子所谓“中庸”是也。
（原载于《教育名家》，2018年11-12期。）
